读完《厌女》那几天,我一直有点不舒服。
倒也没到被冒犯的地步。恰恰相反,读之前我就做好了准备,以为这是一本骂男人的书,我大概要被指着鼻子数落一顿。结果上野千鹤子没骂我。她做的事更不好对付:把一面镜子摆在我面前,不催,也不逼,就安静地看着我,等我自己往里看。
我承认,第一遍读得并不舒服。她没说错。问题是有几句话确实对得上号。那种感觉不太好形容,像是你一直以为自己站的地方干净、无辜、理所当然,忽然有人告诉你:这块地底下,铺着一层你从来没低头看过的东西。
我是个男生,至今没谈过恋爱。对爱情,我的态度是:什么时候来并不期待,来了会珍惜,不来也能把日子过得完整。在对待女性这件事上,我觉得自己是尊重的,不物化,不讨好,也不纠缠。读完《厌女》,这些我依然坚持,但我不敢再说”我身上从来没有厌女的影子”。这本书让我明白一件事:厌女不一定是恨。它更可能是一种习以为常,一种被社会托着、让你误以为是你自己想法的默认设置。
她到底在说什么:她拆的是一个装置
《厌女》(日文原名《女ぎらい——ニッポンのミソジニー》,副题意为”日本的女性嫌恶”)初版于 2010 年。作者上野千鹤子,1948 年出生,日本女性学、性别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,东京大学名誉教授。中文世界大范围认识她,多半是因为 2019 年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那段演讲。她说,这是一个努力了也未必有公平回报的社会,请你们不要把努力只用来让自己赢,而要用它去帮助弱者。那番话后来被反复引用,几乎成了许多中国读者认识她的入口。
但《厌女》比那场演讲早。也更硬,更不留情面。
要理解这本书,得先看它最核心的那个装置。上野借用了美国学者伊芙·科索夫斯基·塞吉维克在《男人之间》里提出的分析框架,整理成一个三角结构: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、厌女症、恐同。
这话头一回读会绕。拆开看。
所谓”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”,不是男性之间的情欲,而是男人之间互相认可、互相承认、彼此确认为”合格男人”的那种社会纽带。一个男人成为”男人”,从来不是自己说了算,得由别的男人点头。点头的是什么?你不是娘娘腔,不是软弱的人,也不是被女人牵着走的那个。你得是”够格”的那一类。
维系这条纽带的方式,恰恰是把女性排除在外。女人在这个结构里不是主体。她更像一面用来确认男性身份的镜子,一枚彼此交换的筹码,或者一个可以一起打趣的对象。上野说,男人之间的这种纽带,是以把女人当作客体为前提的。
那”厌女症”是什么?
上野给的定义很锋利:厌女症不是单纯地讨厌女人,它是男性用来把自己确立为主体、把女性他者化的一整套机制。落到男人身上,厌女症表现为女性蔑视。落到女人身上,表现就复杂得多,它常常变成自我厌恶。一个女孩从小听的都是”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样子””太强势了没人敢要””学历太高不好嫁”,久而久之,她可能开始讨厌自己身上”不够女性化”的那部分。这是厌女症最阴的地方:它不只活在男人的目光里,它还会被内化,住进被看着的那个人自己的身体。
恐同在这个结构里做什么?上野说,厌女症和恐同互相支撑。异性恋男性得不断证明自己”不是同性恋”,才能站进男人这个共同体的行列;而证明的方式,往往是贬低女性,也贬低所有被贴上”像女人”标签的男人。所以恐同不只是排斥同性恋,它同时是厌女的一种延伸,因为”像女人”被当成了低一等的标记。
把这个三角装进脑子,再看后面每一章,很多原本散着的观察就串成一条线了。
书里那些章节,其实在讲什么
《厌女》不是结构严密、层层推导的哲学论著。它更像一部由许多锋利短章组成的观察笔记。上野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气质:学术的骨架,随笔的皮肤,中间夹着一点冷幽默,还掺进大量日本流行文化、影视、漫画、社会新闻的案例。道理不抽象,总能落到某个具体的场景里。
第一章到第四章:从”喜欢女人”到”女人是被谁定义的”
书一开始,上野问了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:为什么男人对女人的”喜欢”,可以和厌女同时存在?
她的回答是,很多男人的”喜欢女人”,喜欢的往往不是具体的人。他们要的是女人这个类别带来的确认感。男性聚在一起聊女性时的那些话题,给女性身体打分,把追求女性当成一场竞胜。这些行为底下是同一个结构:女人被看,被评价,被拿到男人之间流通,而不是和男人平等站着的主体。这类”喜欢”,恰恰以”不把对方当人”为前提。
她还提到日本社会一个很典型的现象:女人的价值长期绑在”被男人选择”上。容貌、年龄、是否被爱,这些被包装成女性自己的问题,实际是那套结构发给女性的考核标准。不符合标准,一个女人很容易怀疑自己是不是”不够好”。
这一部分读着不舒服,因为上野不满足于批判男人。她反复讲,规则从来不只由一方执行,被规训的人也会变成规训的传递者。母亲催女儿结婚,女性之间互相评价身材和打扮,还有”雌竞”,看着都像女人之间的事,背后转的还是那套”以男性承认为尺度”的逻辑。这一点,中国读者大概也该停下来想一想。
第五章到第八章:母亲、女儿与”别扭女子”
书中间这部分写的是家庭内部的厌女症,尤其是母女关系。
上野指出,母亲在厌女结构里的位置很矛盾。她既是这套结构的受害者,也常常是它的执行者。一个把一生价值都押在”做个好妻子、好母亲”上的女人,会不自觉希望女儿也走这条路。女儿要是选了别的活法,等于在否定母亲自己的一辈子。所以女儿想独立、想不合”女性”的格,母亲有时反而是最强的阻力。这不是母亲坏,是这套结构逼着受害者去维护它。
与此相应,上野写了那些”别扭的女子”——不肯按标准活、又没法完全摆脱标准的女人。她们不愿被定义成”贤妻良母”,又很难完全不在乎周围的眼光。她们知道那套标准有问题,某些时刻又忍不住拿它量自己。上野对这类人不做道德审判,带着理解和惋惜写她们的处境。我觉得这是全书最动人的地方之一:它不只是在批判,它也在心疼。
第九章到第十二章:性、暴力与”被商品化的身体”
再往后,上野把视野放到更公共的层面:性产业、色情、性暴力、战时”慰安妇”问题,以及日本社会在性议题上的种种回避。
她的核心判断是:当女人的身体可以买卖、可以被消费、可以被当成公共资源来讨论,厌女就完成了从私人态度到社会制度的升级。性产业里被消费的从来不只是身体,还有那套”女人就是可以被这样对待”的默认。上野不否认个体的复杂,也没把所有参与其中的男人一律定成恶人,但她坚持指出一点:制度层面的事,不能靠”我个人出发点是好的”来消解。
书里也谈性暴力,上野反复强调它的核心不是欲望,是权力:它要的不是性,是征服、支配,是让受害者闭嘴。她同时指出,社会常在事发之后把注意力转向受害者,问她当时穿了什么、喝没喝酒、为什么去那种地方。这种追问本身就是厌女的一种表现,它默认女人的身体属于公众审查的范围。
那些具体到让人坐不住的例子
这本书难读,不在于它抽象,恰恰是太具体了。她随手拿出来的案例,往往就是我们天天见、从来没觉得有问题的东西。
她写日本男人怎么聚在一起。酒桌上,公司里,居酒屋的深夜,几个男人交换关于女人的段子,给某个人打分,聊谁”上手”了谁、”搞定”了谁。话有的粗俗,有的还挺好笑,参与的人未必怀着恶意,甚至觉得自己只是在”开玩笑””活跃气氛”。上野指出,这套玩笑的底层语法是固定的:女人在这里不是一个人,是一个被谈论、被评分、在男人之间传递的话题。男人们交换的其实不是信息,是彼此的确认,”我们都懂””我们是同类””我们站在看的那一边”。
她又写日本的”恋爱资本主义”。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,恋爱被包装成一套流程:约会要花钱,礼物要讲价,节日要有表示,感情的深浅被折算成消费的多少。看着是浪漫,实际把关系变成了一场成本收益的计算。而且越把女人放在”被追求””被供奉”的位置上,越是把她变成一个需要被赢取的东西,而不是一个平等的人。”宠”和”物化”,有时候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她写”母亲”的处境。一个把一生都投进家庭、投进”好妻子好母亲”角色的女人,到中年会发现,那个角色本身就是她全部的自我价值。所以她很难容许女儿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女儿若活得不一样,就等于无声地否定母亲这一生的选择。于是有了那些具体的场景:母亲一遍遍催婚,说”你不结婚我死不瞑目”;母亲评价女儿的打扮、工作、对象,用的还是自己当年被评价过的那套标准。谈不上恶,不过是一个无路可走的人,把同一副锁链交给了下一个人。
她写”父亲的女儿”。有些女儿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,拼命变聪明、变能干,像儿子一样优秀;有些走向反面,用彻底的顺从换一点被爱的错觉。上野说,两种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: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里,一个女孩的位置在哪里。这个问题,很多中国读者读着也不陌生。
她还写”别扭的女子”。那种既不愿做贤妻良母、又没法彻底不在乎世俗眼光的人。她们一边骂这套标准荒唐,一边在照镜子的时候偷偷拿这套标准量自己;半夜里会怀疑”我是不是太强势了””我是不是哪里不对”。上野没有嘲笑她们,也没给她们涂一层”独立女性”的油彩。她只是如实写出这种别扭,并且承认:在不同意一套标准、却又活在它里面的时候,别扭是诚实的,有时候也是必需的。
还有更沉重的一部分:性产业、色情文化、性骚扰、性暴力,以及战时”慰安妇”的议题,上野在每一个案例里都问同一个问题——谁被允许成为主体,谁被默认为可以被使用。
这些例子读完,会发现一件事:上野笔下的”厌女”,从来不是一个能指着别人说的词。它是背景音,一直在响,响到你习惯了,就听不见了。
2023 年增订本:性骚扰与新增的章节
2018 年日文版先出了文库增订本。2023 年光启书局推出中文增订本,比 2015 年上海三联书店的初版多了关于”性骚扰”和”别扭女子”的两章。上野写性骚扰时特别指出,它不像”一个男人管不住自己”那么简单。它是一场权力关系的表演:骚扰者用这种方式告诉对方”我比你强,你不可以拒绝我”。这跟整本书的主线接得严丝合缝。
为什么它会让我不舒服,而我又不想合上它
读到这里,开头那个问题我自己能答了:一个自认为尊重女性的男生,为什么会被这本书弄得难受?
因为这本书想拆的是”默认”,不是哪几个”坏人”。
它让你发现,很多你以为天经地义的东西,其实是被塑造出来的。你以为你在自由地欣赏一个人,里头可能掺了”她在男性评价体系里值多少分”的成分。你以为你在谦虚地说”我配不上她”,背后可能藏着一套”女人是奖品”的预设。你以为你只是开个玩笑、随口一说,可那个玩笑的底气,恰恰来自一个默认女人不会真正成为主体的环境。
上野的锋利在于她不给退路。你想说”我不是那种男人”,她就会问:男性聚会里那句贬低女人的玩笑,你笑过没有?面对一个不符合你审美的女人,你心里有没有过一点居高临下?”我被很多人喜欢”这句话,你有没有当成过勋章?
我不想为了显得坦荡就假装自己一条都没中。老实说,我不敢保证。
但这也是我愿意读下去的原因。一本书如果只让你舒服,它多半只是替你确认了你本来就信的东西。《厌女》让我不舒服,是因为它要我去看我不愿意看的那一面。
那些”我早就听过”的话,原来都有来处
读这本书的时候,脑子里反复浮出一些从小听到大的话。
“女孩子家,太要强不好。””读那么多书干嘛,早晚要嫁人。””你一个男的,怎么连这个都不会?””男人嘛,忍一忍就过去了,哭什么哭。”
从前这些话在我耳朵里是零散的、随口一说的、不值得较真的。读完才意识到,它们不零散。它们是同一个装置在同一个方向上说的同一句话。只是版本不同。前两句对女孩说,意思是你要把自己活成一个”被选择的人”。后两句对男孩说,意思是你要把自己活成一个”不能被看轻的人”。这两句是配套的:一句教人怎么被看,一句教人怎么去看;柔软配坚硬,付出配掌控,也是配套的。
这个装置最聪明的地方,是它不靠暴力运转,靠的是”理所当然”。它让你觉得这些话说出来天经地义,让你觉得不这么活的人才有问题。于是受害者变成了需要解释自己的人,规则本身安静地躲在后面,从来不必站出来接受审问。
我承认,我曾经也是那种把”理所当然”当成”自己想清楚了”的人。写这一段不是为了控诉谁,我只是想把那个背景音从背景里拽出来,放到灯下看一眼。
镜子这一面:我借此审视自己
这件事我想说清楚一点。写这篇不是给谁交代,是给自己一个交代。
我对女性的态度,受《遥远的救世主》里丁元英的影响很大。丁元英身上有种很特别的东西:不讨好,不表演,不把女人当成需要被征服或者被供着的对象。他只是把对方当一个平等、独立、完整的人去看,看得清楚,也保持距离。我认同这种态度,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要求自己。
读完《厌女》,我发现这种”认同”还得再拆一层。
我不物化女性,不纠缠,不炫耀,不把感情当交易,这些我知道。可我也得承认,我生活在一个到处是规训的环境里。从小到大,影视剧、广告、段子,还有身边人随口的玩笑,都在往我脑子里塞东西。我做不到完全免疫。能做的,是把那些”自动冒出来”的判断先认出来,再由自己决定要不要留下它。
比如,看到一个人的时候,我有没有先拿”好不好看””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”去衡量她?谈论感情的时候,我有没有不自觉地站在”选择者”的位置上,而不是”两个自由的人相遇”的位置上?还有,”仍然单身”这件事,我有没有偷偷理解成”我还不够好”?
这些问题,很多我以前没想过。
想清楚之后,我反而更确定自己那条线:不用”我尊重女性”给自己盖章,也不用”我从没谈过恋爱”证明自己干净。要紧的是在每一件具体的小事里,我有没有把对面那个人当成和我一样有喜怒哀乐、有自己人生、有自己的”不”的人。
我还想补一句。至今没谈恋爱,这事我不焦虑,也不自卑,更不打算拿它当道德资本,只是恰好还没遇到那个人。
镜子的另一面:她的批判有道理,但她讲的是日本
写到这里,另一面也得说清楚,不然这篇会很危险。
上野千鹤子的判断之所以有力,是因为她太熟悉日本社会。她的分析对象是战后日本那一整套结构:长期的终身雇佣制,男性作为家庭主要收入者,女性结婚或生育后大量退出职场;主妇身份被制度性地安置在家庭里,恋爱与婚姻市场也高度格式化。这一整套东西,是她笔下”厌女”得以运转的社会底座。她写母女关系,写”别扭女子”,写恋爱资本主义,都离不开这个底座。
所以她的批判有道理,但针对性首先是日本。
把结论原封不动搬到中国,会走样。中国的性别结构有自己的历史:单位制时代的双职工家庭,集体主义对私人生活的介入,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资源集中,”男主外女主内”和”女人也要上班赚钱”同时存在。另有几样是城市化和户籍造成的家庭分隔,彩礼和婚姻市场的地区差异,996 和高房价对两性关系的挤压。这些日本没有,或者长得不一样。
举几个具体的例子。
日本式的主妇问题,在中国并不完全对应,照搬上野对”主妇”的分析,会错过中国女性真正的难处。
恋爱资本主义和婚姻市场,中日也不同:日本有相亲,有”婚活”,成因和形态都不一样。
再比如性产业和色情文化。日本有它特殊的发展史和社会容忍度,中国的法律环境、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都不同。把上野对日本性产业的批判直接套到中国,说了等于没说。
她给我的最大启发,跟”日本怎样”关系不大,落在这一句上:任何把某一方变成手段、把某一方当成工具来使用的结构,都值得警惕。这句话在日本成立,在中国也成立,放到职场、家庭、感情里同样成立。
把镜头挪回中国,我看到的是另一套难题
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有自己的样子。
比如”既要又要”这一层: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世界上都算高的,很多家庭夫妻两个人都要上班挣钱。可家务、育儿、照顾老人这些事,仍然不成比例地压在女人身上,所以中国女性面对的常常不是”主妇困境”,是”上班是义务、顾家也是义务”的双重负担。上野写的主妇,是留在家里被家庭吞掉的人,中国很多女性,是在外面被消耗,回家接着被消耗。
比如”婚姻市场”这一层:中国有相亲角,有彩礼,有”有房有车”的硬门槛,还有大量由原生家庭深度介入的婚恋决策,一个大城市的年轻人,婚姻里往往缠着户口、房产、双方家庭的期待。这些变量里当然也可能把女性物化,可同样一句”女性被当作筹码”,在中国得拆开看,才看得见彩礼背后两个家庭的经济博弈,也才看得见女人自己在这个博弈里被推来推去的处境。
比如”独生子女”这一代。这一代女性拿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资源投入:能上学,能读研,能出国,父母也愿意供。同时她又被寄望”回报”这份投入,被期待懂事、能干,还要在合适的时候完成婚育。她享受了资源的集中,也承受了期待的集中。这一层上野的框架里没有,却是很多中国年轻人切身的体会。
再比如”算法时代的情感规训”。今天教人”如何拿捏””如何估值””如何不亏”的情感博主遍地都是,把亲密关系说成一场博弈,把爱一个人说成一场风险控制。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对旧结构的反拨,终于有人提醒女性不要一味付出。但另一部分不过是把旧逻辑换了个包装,把”被挑选”换成”会挑选”,把”被评估”换成”会评估”。手段变了,把人当筹码的底色没变。
所以我读《厌女》的姿势一直是这一句:借她的眼睛,不借她的结论。她用日本社会做样本,提炼出”厌女是一个装置”这个视角。这个视角能不能用在中国,用在哪,用到什么程度,得靠我们自己去看自己的现实。
时代也在变:她写的是过去,我活的是现在
《厌女》初版于 2010 年,中文初版是 2015 年。那之后这十几年,世界变了很多。
在日本,女性就业参与在提高,男性育儿假开始被讨论,社会对性骚扰的容忍度在下降。在中国,女性受教育程度整体上已经很高,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彩礼、家务分配、职场歧视这些事不是”个人运气不好”,是结构性问题。另一面,平台算法、短视频和消费主义也在长出新形态的规训,路数跟前面说的那些情感博主差不多。
所以我不会把《厌女》当结论来引用,我把它当成一种提问方式:这个现象背后,是谁在定义标准?谁在从中受益?谁在被要求改变?
这个提问方式,比任何一句现成的结论都有用。
男人和女人,是两个社会群体,不是两个战场
这本书在今天很容易被推到两个极端:一边说它”挑起性别对立”,一边把它当成攻击异性的武器。两种读法,我都觉得辜负了它。
上野批判的从来不是”男人这个物种”,是”厌女这个装置”。装置不等于人。一个男人可能从没想过要歧视谁,却依然活在这套装置里;一个女人可能非常独立清醒,也难免在某些时刻用这套装置评判自己和别人。这跟个人品德高低关系不大。是社会结构在人身上投下的影子。
更要紧的是,男人和女人不是两个对立的阵营,他们是生活在同一套结构下的两个社会群体。这套结构伤害女性,也同样在反过来塑造男性。它要求男人不能软弱,不能示弱,要能扛事,要能”拿得下”,要把感情当战绩。这些要求看着像特权,其实也把很多男人锁住了。一个被要求永远强硬的男性,往往也失去了好好表达、好好去爱、好好被爱的能力。
所以我读这本书,最后不是站到哪一边去,是提醒自己:别拿群体标签代替对具体的人的判断。结构性的问题归结构性,具体的人永远是具体的。警惕对立叙事,也警惕借”反对立”之名去否定所有人的真实处境。这两种偷懒,我都不想犯。
它和我读过、写过的东西,悄悄接在了一起
有意思的是,我是写完关于《局外人》的那篇阅读随笔之后,才去读的《厌女》。两本书看起来毫不相干。一个讲一个人怎么因为不肯撒谎被世界处死,一个讲一个社会怎么靠一整套装置把女性放在次一等的位置。读到最后,我发现它们其实在说同一件事的两面。
默尔索拒绝的,是社会要求他表演出来的那套情绪:母亲死了,你必须哭;别人爱你,你必须回应;别人定了规则,你必须顺从。他的”罪”不是杀人。是不肯为一个他并不相信的剧本背书。《厌女》里那些被规训的人,被要求演出的是另一套更庞大、更日常的剧本:女人该怎么活,男人该怎么活,什么才算”正常”,什么才算”像个样子”。
换句话说,《局外人》讲一个人怎么被剧本判了刑,《厌女》讲那个剧本怎么被写出来、又怎么一代代往下传。一个让你看到拒绝的代价,另一个让你看到默认的代价。
我还想到《遥远的救世主》里的丁元英。他身上那种看得清楚、却不肯讨好谁的劲儿,是我一直认同的。读完《厌女》我才意识到,光”看得清楚”不够。清醒不落到具体的人身上,很容易变成一种高傲。真正的尊重,不可能只是站在高处”理解”别人。得把对面那个人当成和我一样会疼、会怕、会有自己的”不”的人,认真对待。
三本书放一起,心里慢慢有了条线:不为不真实的剧本背书,也别因为看清了剧本就对人失去善意。要么清醒地恨,要么糊涂地爱。这两条我都不想走。我想走的是看清之后,依然认真对待每一个具体的人。
它如何和我一直相信的东西接上
写到这里,我想把它和我的价值观放在一起说。
我一直相信人应该真诚,应该反虚伪。我不喜欢表演出来的道德,也不喜欢把善意当成一种姿态。读完《厌女》,我更确定:嘴上说自己尊重女性很容易,难的是在每一个具体的选择里,把”对面是一个完整的人”这件事真正落实下去。真诚不是一句话。是一次次具体的行为。
我也相信人应该有边界感:尊重别人,也尊重自己。这种边界不是冷淡,是把关系放在一个谁也不欠谁的位置上;你不必靠占有证明什么,也不必靠牺牲换取什么。
爱情我一直当成礼物,不是任务。不是到了某个年龄必须交出来的东西,也不是用来证明自己正常、证明自己有魅力、证明自己没问题的凭证。因为这个,我更不愿意在感情里把对方当成”对象”或者”目标”,那本身就是一种物化。
还有一件我信的事:看清世界不完美之后,人依然可以选择善意和清醒。这一点在《厌女》上特别要紧,因为读这类书很容易滑向愤世嫉俗,滑向”谁都别信”。我不想那样。看清结构,图的是不再无意识地重复它,不是找个人来恨。
最后是真实和行动比姿态重要。所以我不会在这里发什么宣言,说什么”我从此如何如何”。我能承诺的,只是把这本书给的提醒带进日常:对话里少一点想当然,判断前多停一下,给别人下结论之前,先问问自己有没有把对方当成一个真正的人。
写在最后
《厌女》没让我变成一个更愤怒的人。它让我变得更小心了一点。
小心自己脱口而出的判断。也小心那些”大家都是这么想的”的默认,小心以爱为名的占有,还有用性别、年龄、身份去给人的一生提前写好剧本这件事。
它也让我看清另一件事:所谓三观正,不是给自己贴个标签,然后拿这个标签去审判别人。是在一次又一次具体的选择里,抵抗那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轻视,并且不因为自己”出发点不坏”就停止自查。
至今没谈恋爱,我从来不觉得这需要辩解。我只是希望,将来不管有没有那个人,我都能把她当成一个完整的人,而不是我人生里的一个答案、一个奖赏、一个证明。如果爱情真的来了,我希望它不是一场攻防,是两个人各自完整,然后选择并肩。
读《厌女》让我看到别人的伤口:那些伤口不是抽象概念,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日子里,被具体的规则磨出来的。它也让我看到自己的影子,倒不是因为我多坏,没有人能完全站在结构之外。
看清这一点并不舒服,可它至少让我在下一句玩笑出口之前,多了一秒钟的犹豫。那一秒钟里冒出来的,常常是小时候听过的那些话;以前它们只是背景音,现在我会追问一句这是替谁说的,问完之后该怎么办,我还没想好。
— 完 —





